工地“劳务碰瓷”涉敲诈勒索：定罪、量刑与辩护要点

2026年7月，党中央部署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利用网络平台有组织实施“劳务碰瓷”，以及大肆实施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的黑恶势力，被列入本轮打击重点。

2026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了杭州余杭利用大数据监督模型治理“劳务碰瓷”的情况。余杭区检察院从网络招工平台、住建部门“智慧工地”、公安警情和劳动部门受案信息中比对异常记录。

截至公开报道时，杭州检察机关运用该模型排查疑似线索150余条，监督立案20人；其中余杭区检察院对6名犯罪嫌疑人开展立案监督，涉及敲诈勒索金额120余万元。

01｜“劳务碰瓷”的后果非常严重

从已公开案例看，一类典型模式是：行为人通过网络招工、熟人介绍等方式进入工地，前期进行一定施工；取得信任后，故意降低施工质量、拖延进度、拒绝整改或者制造用工矛盾；当项目方提出结算、整改或者退场时，再以堵门阻工、聚众哄闹、持续滋扰、言语威胁等方式施压，索取明显超出实际工资、工程款的“退场费”“补偿款”。这只是案件类型的概括，不能反过来推定具体劳动者具有犯罪故意。

司法机关最终如何定罪，主要取决于行为人取得财物的方式，以及项目方处分财产的原因。

同一团伙在不同工地采用的手段未必相同。部分事实可能被认定为诈骗，部分事实可能被认定为敲诈勒索；同一行为或者数个行为涉及多个罪名的，还要根据犯罪竞合或者数罪并罚规则处理。

02｜正常讨薪与敲诈勒索分界线

建筑工地存在工资拖欠、工程量争议、违法分包、未签劳动合同等问题，并不少见。劳动者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申请仲裁、报警或者依法起诉，本身都是正常维权方式。即便提出的金额最终没有得到全部支持，也不能仅凭“要价过高”认定犯罪。

“劳务碰瓷”案件真正需要查明的，是非法占有目的、威胁或者要挟行为，以及两者与项目方付款之间的因果关系。办案机关通常会沿着以下事实展开调查：

第一，是否存在真实劳动和真实债权。进场时间、考勤记录、施工日志、完成面积、质量验收、整改通知、工资约定和已付款项，决定了行为人究竟有多少款项具有民事依据。

第二，纠纷是否事先设计。多次使用虚假简历应聘、短期内频繁进入不同工地、每次均以相似理由要求解除关系并索赔，或者团伙成员在进场前已经商定制造冲突、分配所得，都会成为判断主观目的的重要证据。

第三，索要金额如何形成。如果金额来源于已完成工作量、欠付工资、双方合同或者法定补偿，属于民事争议的可能性更大；如果金额与实际工作没有对应关系，主要按照项目规模、工期压力或者“对方能承受多少”确定，刑事风险明显上升。

第四，项目方为什么付款。为尽快完成正常结算而付款，与因担心停工、舆情、安全事故或者持续滋扰而被迫付款，在法律评价上并不相同。付款审批记录、报警记录、现场录音、聊天记录和证人证言，往往比最终签署的“和解协议”名称更重要。

第五，维权手段是否形成现实心理强制。单纯争吵、催促并不当然属于敲诈勒索。多人持续堵门、阻工、尾随负责人、占据办公场所、拉横幅造势，或者以制造安全事故、扩大网络舆情相威胁，达到足以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程度，才可能进入“软暴力”的评价范围。

因此，工地负责人确实存在欠薪、违法用工或者拖欠工程款，并不当然排除犯罪；同样，工人采取了激烈维权方式，也不当然构成犯罪。刑事案件必须分别核实债权基础、非法占有目的、胁迫行为和付款原因。

03｜堵门、阻工、哄闹，可能被认定为“软暴力”

“软暴力”是一种可能被用于实施敲诈勒索、强迫交易、寻衅滋事等犯罪的手段。

四部门《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列举了堵门阻工、聚众哄闹滋扰、拉挂横幅、拦路闹事、控制办公场所等表现形式。

其核心不在于行为人有没有直接殴打对方，而在于这些行为是否足以使对方产生恐惧、恐慌，形成心理强制，或者足以影响正常工作、生产、经营。

在工地环境中，时间本身就是压力。停工一天可能带来机械租赁、人员工资、工期违约和上下游合同损失。多人选择在验收、交付等关键节点集中堵门，即使没有打人，也可能使项目方认为停工、舆情或者安全风险会立即扩大。办案机关会把这种现实压力与索财要求联系起来审查。

但“产生经营压力”不能成为一个无限扩张的标准。是否属于软暴力，仍应审查行为持续多久、参与人数、现场秩序、是否影响人员车辆出入、是否存在现实威胁、项目方是否报警以及付款与施压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

04｜浙江敲诈勒索数额对应刑期

《刑法》第二百七十四条规定了三个法定刑档次。按照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浙高法〔2013〕150号文件，4000元、8万元、40万元分别是浙江认定“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起点。

法院还会根据增加的犯罪数额、实施次数、伤害后果、主从犯、自首、坦白、退赃退赔、认罪认罚、被害人谅解以及未遂等情节，计算基准刑并确定宣告刑。

浙江省2022年量刑实施细则还规定：在相应量刑起点基础上，“数额较大”部分每增加5000元增加二个月刑期；“数额巨大”部分每增加1万元增加三个月刑期；“数额特别巨大”部分每增加6万元增加六个月刑期。这是确定基准刑的一步，之后仍需根据主从犯、未遂、自首、退赔、认罪认罚等情节调节，不能把它当作最终判决公式。

两个例外尤其需要注意。

一是二年内敲诈勒索三次以上，即使数额未达到4000元，也可能按照“多次敲诈勒索”入罪。

二是曾因敲诈勒索受过刑事处罚、一年内受过相关行政处罚，或者对未成年人、残疾人、老年人、丧失劳动能力人实施敲诈勒索，以及以黑恶势力名义实施、造成严重后果等法定情形，“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按通常标准的50%确定。对司法解释规定的部分情形，数额达到“巨大”“特别巨大”标准80%的，还可以分别认定为“其他严重情节”“其他特别严重情节”。

05｜团伙中不同角色不同后果

劳务碰瓷案件常以团伙形式办理。案件总金额、个人参与金额和个人实际获利，是三个不同概念。

组织者策划作案模式、寻找工地、安排人员并控制分赃，可能被认定为主犯，对其组织、指挥或者共同故意范围内的全部犯罪负责。负责现场谈判、带头堵门、统一提出金额的人员，如果对整体计划明知并积极实施，也可能承担主要责任。

普通参与者是否对所有工地和全部金额负责，需要具体审查：

• 他从什么时候加入，是否知道此前、此后的其他工地；
• 他是否知道进场工作的真实目的；
• 他参加过哪些谈判、堵门或者收款；
• 群聊中是否讨论过制造事端、索款数额和分配方式；
• 他领取的是正常工资、固定劳务费，还是按照索款比例分成；
• 他是否参与寻找新工地、招募成员或者掩盖资金流向。

仅仅与涉案人员同乡、共同住宿，或者确实在工地从事过劳动，不能替代共同犯罪故意的证明。反过来，即使没有到现场，明知团伙实施敲诈勒索，仍负责联系工地、提供虚假材料、收款或者转移赃款，也可能被认定为共同犯罪。

金额同样要区分既遂和未遂。项目方已经因胁迫支付的部分，通常按照既遂审查；已经着手实施威胁、要挟，但因报警、抓捕等意志以外原因没有取得的部分，可能按照犯罪未遂处理。未遂可以依法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未取得的钱款是否计入犯罪数额、如何确定量刑幅度，应结合既遂与未遂部分分别审查。

如果索款中包含确有依据的工资、已完成工程款或者依法应付的补偿，辩护中应当审查指控是否把真实民事债权与没有依据的索款全部合并计算。实际债权是否扣除、如何扣除，不能只看协议名称，需要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目的、债权数额和索财手段逐笔判断。

06｜多人多次作案，也不当然属于“恶势力”

在本轮深化扫黑除恶背景下，家属往往最担心案件被认定“涉恶”。

恶势力不是一个独立罪名，而是对犯罪组织属性的认定。一般需要考察成员是否经常纠集，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是否具有为非作恶、欺压群众的特征，是否扰乱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并造成较为恶劣影响。

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可能被认定为一般犯罪集团；但一般犯罪集团与恶势力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之间仍有明确界线。

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87号中，多名被告人组成固定团伙，多次实施敲诈勒索、抢劫等犯罪，法院最终认定其属于犯罪集团，但没有认定为恶势力犯罪集团。裁判认为，该团伙主要受单纯谋财意图支配，“为非作恶、欺压百姓”的特征不明显，也缺乏形成非法影响、谋求强势地位的意图。

放到劳务碰瓷案件中，需要进一步核实：团伙是偶发共同索财，还是长期把特定行业作为牟利对象；是否形成固定的招工、进场、闹事、谈判、收款分工；是否反复利用人数和组织声势压制企业；是否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形成非法影响。

专项行动强调依法严惩，同时也明确要求“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团伙人数、案件数量和涉案金额都很重要，但不能单独替代恶势力的法定特征。

07｜实务公开案例量刑参照

2026年1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开报道了一起工地劳务碰瓷案。检察机关查明，自2022年起，相关人员以施工队名义在多地承接工作，前期正常施工，随后故意降低质量、拖延进度，最后通过堵门阻工、饮酒闹事、言语威胁、扬言跳楼等方式索要高额退场费，涉及7处工地，非法获利159万元。

2025年8月29日，一审法院认定由其中5人组成的团伙为恶势力组织，7名被告人分别被判处十二年至三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罚金。首要分子因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4名被告人提出上诉；最高检2026年1月公开报道时，二审尚在审理。

该案说明，持续跨地区作案、分工明确、以固定手法在多个工地索取高额退场费，会显著增加被认定为犯罪集团或者恶势力组织的风险；但是否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仍取决于具体罪名、数额、个人地位作用及其他量刑情节，不能仅凭“恶势力成员”身份得出结论。

08｜辩护工作首先要拆开五条证据线

劳务碰瓷案件通常案卷数量较大。只围绕“有没有堵门”争辩，难以处理完整案件。有效审查一般从五条证据线展开。

劳动和工程事实。 调取招工信息、劳动合同、分包协议、考勤、施工日志、工程量确认、质量验收、整改记录、工资表和付款记录，确定真实劳动及真实债权。

主观目的形成时间。 区分进场前已经策划索财、施工过程中临时发生纠纷，以及个别人员后来才参与。主观目的形成时间会直接影响罪与非罪、共同犯罪范围和个人金额。

胁迫及付款因果关系。 对照现场监控、报警记录、录音录像、微信聊天、项目会议纪要和付款审批材料，判断项目方是因受骗付款、因威胁付款，还是基于真实争议进行商业结算。

个人参与范围。 逐一核对每名涉案人员参加的工地、行为、谈判、收款和分赃。不能用团伙总金额代替个人刑事责任，也不能只以实际获利很少为由否定已经参与的共同犯罪。

组织属性。 审查人员稳定性、纠集次数、作案区域、内部层级、分工纪律以及行业影响。一般共同犯罪、犯罪集团、恶势力组织、恶势力犯罪集团和黑社会性质组织不能混同。

在量刑方面，自首、坦白、从犯、未遂、退赃退赔、认罪认罚和谅解均可能影响最终刑罚。两高敲诈勒索司法解释还规定，数额较大，行为人认罪悔罪、退赃退赔，并具有法定从宽情节、没有参与分赃或者获赃较少且不是主犯、取得谅解等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犯罪情节轻微，依法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

但退赃退赔应当建立在金额经过核对的基础上。先查清正常工资、工程款和被指控的非法所得，再决定退赔范围，比笼统接受团伙总额更稳妥。

09｜从刑事拘留到一审，三个阶段的期限如何计算

“劳务碰瓷”案件通常涉及多人、多地、多起事实，办案期限可能比单人单案更长。下面列的是法律规定的一般期限，不是对具体案件结案日期的承诺。

犯罪嫌疑人从第一次被讯问或者被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侦查阶段的重点通常不是提前判断最终判几年，而是尽快确认涉嫌罪名、涉案工地、指控金额和本人所处层级，并及时提交不批捕、羁押必要性审查、取保候审或者罪轻材料。

家属此时可以做的是保存并整理劳动合同、工资和转账记录、施工照片、考勤、聊天记录、报警回执等原始材料。不要删除电子数据，不要联系同案人员统一说法，也不要通过私下转账、虚假协议处理涉案款项。这些行为可能破坏原本有利的证据，甚至带来新的法律风险。

结语

本轮深化扫黑除恶将有组织实施的“劳务碰瓷”列为重点，不意味着工地讨薪和劳动争议会被普遍刑事化。依法维权仍受法律保护。司法机关需要打击的是以务工、讨薪为外观，事先设计或者故意制造纠纷，通过欺骗、威胁或者“软暴力”索取不法利益的行为。

对已经进入刑事程序的案件，真正需要回答的不是“现场有没有人闹”，而是四个更具体的问题：有没有真实债权，非法占有目的何时形成，项目方为何付款，每名涉案人员究竟参与了什么。

这些事实决定罪与非罪，也决定个人最终承担的是团伙总额、个人参与金额，还是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主要资料来源

• 中央政法委负责同志就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答记者问（新华社，2026年8月2日）
• 公安部部署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通辽市公安局转载公安部信息，2026年8月10日）
• 杭州余杭：“多维履职+系统治理”为城市治理现代化提供检察方案（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2月11日）
• 施工变“碰瓷”，目标是退场费（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1月6日）
• 关于依法办理“碰瓷”违法犯罪案件的指导意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
• 关于办理实施“软暴力”的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
• 关于办理敲诈勒索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法、最高检）
• 指导案例187号：吴强等敲诈勒索、抢劫、故意伤害案（最高人民法院）
•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国人大网）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常见犯罪的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浙高法审〔2022〕1号，公开转载文本）
•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确定敲诈勒索罪数额标准的通知》（浙高法〔2013〕150号）